2016年全国档案工作者年会“档案与国家治理”分会顺利召开
2016-11-29 17:12:00
2016年11月9日8时30分，中国档案学会档案学基础理论学术委员会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4号楼云浮厅召开2016年全国档案工作者年会分会，主题为“档案与国家治理”。国家档案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杜梅，广州市档案局副局长蒋年平，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院长张斌，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吴建华，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赵彦昌，河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卞昭玲，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副教授徐拥军、牛力，山东尚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文学等委员和嘉宾参加了会议。
第一项议程为主题报告，由牛力副教授主持。
杜梅副司长做题为“档案与国家治理——国际趋势和项目的观察与思考”的学术报告，从民主政治、社会文化、技术发展三个视角出发，以澳大利亚政府审计工作、美国国家档案与文件局与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的先进经验为案例，分析了当前的国际环境，从国际视野探讨了档案与国家治理的关系，提出了树立和推进档案行业核心价值观的建议。
张斌院长做题为“我国科技档案管理体制机制研究”的学术报告，指出我国科技档案管理与工作存在思想意识落后、法规标准缺失、监督管理力度小、纳入与验收制度未健全、组织队伍建设落后等问题，科技档案存在收集归档难度大、开发利用程度低、资源整合共享困难的问题，进一步提出了完善科技档案管理体制机制的十点政策建议：树立新科技档案观、健全科技档案工作法规制度体系、强化科技档案工作监督管理体系、理顺各相关主体的权责关系、建立科技档案管理的纳入机制、建立科技档案验收和审计制度、优化科技档案解密和开放制度、构建科技档案资源共享机制、推进科技档案管理标准化、加强科技档案人才和经费保障。
吴建华副院长做题为“公共档案管理与公共管理关系探讨”的学术报告，指出公共档案管理工作性质与公共管理实质具有一致性，并从主体关系、客体关系和实践关系三个方面分析了公共档案管理与公共管理的关系，提出“公共档案是公共管理活动的重要情报来源，公共档案管理是公共管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观点，认为公共档案管理有必要纳入公共管理体系。最后，吴建华副院长建议，研究公共档案管理与公共管理应从管理、法律、技术三个维度和顶层设计、平台建设、绩效评估三个阶段进行。
10时35分，短暂茶歇后开始第二项议程——“档案与国家治理”高端研讨会，由赵彦昌教授主持。
蒋年平副局长发言指出，小到街道、大到中央，我国巡视工作、审计工作都离不开档案；在诉讼、审判中，证据最为重要，而档案正是最原始的证据，法治社会更加离不开档案。蒋年平副局长还通过具体事例说明了档案与国家治理的密切关系。
徐拥军副教授对档案法修订草案进行了细致剖析，分析了档案法修订草案的进步性，如扩大档案利用权、保障公民隐私、提供法律救济途径；强调档案的形成、鉴定问题；强化档案行政监管力度；细化档案违法行为处罚等。同时也以档案法修订草案中的多条条款为例，指出草案存在的不足，如立法语言的严谨性有待提高；条文合理性值得商榷、操作性不够；法规体系协调性有待优化，部分条款存在矛盾等。徐拥军副教授建议，档案法应慎重修改：第一，应有所取舍，不能把执法中遇到的问题都归因于立法缺陷，盲目纳入档案法中；第二，坚持以人文本理念；第三，使用规范严谨的法律语言；第四，构建协调的法律体系。
卞昭玲教授发言指出，档案与国家治理是基于大数据时代提出的，然而由于我国与英美国家的社会发展历史、技术发展进程不同，因此我国和英美国家提出“档案与国家治理”的基础是不同的，在思考“档案与国家治理”这一问题时应注意我国的社会基础和历史背景。卞教授也建议重新思考大数据时代的档案定义。
王文学董事长从企业角度探讨了档案与行业治理的关系，指出“档案”其实就是“有效管理的信息”，“国家治理”的关键是“规范化、流程化、法制化”，而找到信息化、大数据与档案的结合点是十分重要的。
赵彦昌教授做嘉宾发言总结，并从古代的文书档案工作切入，以古论今，阐明了档案之于国家治理的重要作用。
在互动交流环节中，来自广西民族大学档案馆的谭燕萍、来自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海幢派出所的罗宇杰、来自重庆邮电大学的高老师等与会同行提出了诸多切乎实际的问题，如“档案安全”纳入档案法时条款的设置应如何拿捏详略程度；基层档案室工作量大、兼职人员多、档案遗失严重，存在诸多问题，如何改善基层档案工作；大数据时代，在实际工作中如何实现异构数据的归档等等，与杜梅副司长、蒋年平副局长、卞昭玲教授、徐拥军副教授、王文学董事长等专家进行了进一步讨论。
11时58分，2016年全国档案工作者年会“档案与国家治理”分会圆满结束。
杜梅副司长做题为“档案与国家治理——国际趋势和项目的观察与思考”的学术报告，从民主政治、社会文化、技术发展三个视角出发，以澳大利亚政府审计工作、美国国家档案与文件局与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的先进经验为案例，分析了当前的国际环境，从国际视野探讨了档案与国家治理的关系，提出了树立和推进档案行业核心价值观的建议。
张斌院长做题为“我国科技档案管理体制机制研究”的学术报告，指出我国科技档案管理与工作存在思想意识落后、法规标准缺失、监督管理力度小、纳入与验收制度未健全、组织队伍建设落后等问题，科技档案存在收集归档难度大、开发利用程度低、资源整合共享困难的问题，进一步提出了完善科技档案管理体制机制的十点政策建议：树立新科技档案观、健全科技档案工作法规制度体系、强化科技档案工作监督管理体系、理顺各相关主体的权责关系、建立科技档案管理的纳入机制、建立科技档案验收和审计制度、优化科技档案解密和开放制度、构建科技档案资源共享机制、推进科技档案管理标准化、加强科技档案人才和经费保障。
吴建华副院长做题为“公共档案管理与公共管理关系探讨”的学术报告，指出公共档案管理工作性质与公共管理实质具有一致性，并从主体关系、客体关系和实践关系三个方面分析了公共档案管理与公共管理的关系，提出“公共档案是公共管理活动的重要情报来源，公共档案管理是公共管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观点，认为公共档案管理有必要纳入公共管理体系。最后，吴建华副院长建议，研究公共档案管理与公共管理应从管理、法律、技术三个维度和顶层设计、平台建设、绩效评估三个阶段进行。
10时35分，短暂茶歇后开始第二项议程——“档案与国家治理”高端研讨会，由赵彦昌教授主持。
蒋年平副局长发言指出，小到街道、大到中央，我国巡视工作、审计工作都离不开档案；在诉讼、审判中，证据最为重要，而档案正是最原始的证据，法治社会更加离不开档案。蒋年平副局长还通过具体事例说明了档案与国家治理的密切关系。
徐拥军副教授对档案法修订草案进行了细致剖析，分析了档案法修订草案的进步性，如扩大档案利用权、保障公民隐私、提供法律救济途径；强调档案的形成、鉴定问题；强化档案行政监管力度；细化档案违法行为处罚等。同时也以档案法修订草案中的多条条款为例，指出草案存在的不足，如立法语言的严谨性有待提高；条文合理性值得商榷、操作性不够；法规体系协调性有待优化，部分条款存在矛盾等。徐拥军副教授建议，档案法应慎重修改：第一，应有所取舍，不能把执法中遇到的问题都归因于立法缺陷，盲目纳入档案法中；第二，坚持以人文本理念；第三，使用规范严谨的法律语言；第四，构建协调的法律体系。
卞昭玲教授发言指出，档案与国家治理是基于大数据时代提出的，然而由于我国与英美国家的社会发展历史、技术发展进程不同，因此我国和英美国家提出“档案与国家治理”的基础是不同的，在思考“档案与国家治理”这一问题时应注意我国的社会基础和历史背景。卞教授也建议重新思考大数据时代的档案定义。
王文学董事长从企业角度探讨了档案与行业治理的关系，指出“档案”其实就是“有效管理的信息”，“国家治理”的关键是“规范化、流程化、法制化”，而找到信息化、大数据与档案的结合点是十分重要的。
赵彦昌教授做嘉宾发言总结，并从古代的文书档案工作切入，以古论今，阐明了档案之于国家治理的重要作用。
在互动交流环节中，来自广西民族大学档案馆的谭燕萍、来自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海幢派出所的罗宇杰、来自重庆邮电大学的高老师等与会同行提出了诸多切乎实际的问题，如“档案安全”纳入档案法时条款的设置应如何拿捏详略程度；基层档案室工作量大、兼职人员多、档案遗失严重，存在诸多问题，如何改善基层档案工作；大数据时代，在实际工作中如何实现异构数据的归档等等，与杜梅副司长、蒋年平副局长、卞昭玲教授、徐拥军副教授、王文学董事长等专家进行了进一步讨论。
11时58分，2016年全国档案工作者年会“档案与国家治理”分会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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